“法院已经判决行政机关重新认定工伤，为什么还要我们反复举证？”从2025年4月，带着这份困惑和不甘走进检察院申请行政诉讼监督，到2026年1月人社部门作出工伤认定决定，历时9个月，侯某终于走出了诉累。“父亲可以安息了，我们也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。”侯某感慨道。这一切得益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检察院的监督履职。

　　2020年5月，侯某某（侯某父亲）通过鲍某招工，到中卫某小区从事工地看护工作。2024年1月，侯某某在工地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死亡，其子侯某以A公司为用工单位向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，人社局以侯某某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，且已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为由不予受理案件。

　　随后，侯某依法提起行政诉讼。法院经审理认为人社局法律适用错误，责令该局对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处理。然而，人社局重新受理案件后，要求侯某提交其父与A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。为证明劳动关系，侯某又申请劳动仲裁，并提起民事诉讼，希望通过司法裁判确认父亲与A公司的用工关系。但因侯某举证能力不足，其申请的劳动仲裁，被仲裁委以申请人主体不适格等为由，作出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，提起民事诉讼一审最终败诉，二审期间，身心疲惫的侯某决定抓住最后一丝希望——向中卫市沙坡头检察院申请行政诉讼监督。

　　2025年4月2日，中卫市沙坡头区检察院受理该案后，对全案进行了细致审查，发现本案的核心症结在于真正用工主体的认定。由于A公司在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中已提交了其早已退出案涉工程，非实际用工主体的证据，但行政诉讼中法院未采纳该证据，仍判令行政机关就侯某某申请与A公司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处理，导致后续认定程序再次陷入僵局。找到真正的用工主体，便成为检察官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。

　　因案涉工程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曾出现过资金链断裂、多次变更承包人等事项，增加了调查工作的难度。为查清案件事实，检察机关到住建部门调取案涉工程承办合同，到银行调取了侯某工资支付凭证，询问发包人、承包人获取关键证据，并深入施工现场走访调查，逐步查明A公司退出案涉工程施工项目后，案外人鲍某挂靠B公司承建涉案工程的完整证据链条。

　　为进一步厘清案件中用工主体认定这一核心争议焦点，检察机关依法组织公开听证，邀请律师、基层工作者、人民监督员等共同参与，充分听取各方意见，通过摆事实、释法律、讲道理，为争议化解搭建沟通桥梁。侯某采纳听证会意见，向法院撤回了与A公司民事诉讼二审上诉。

　　为有力推动该案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，中卫市沙坡头区检察院主动与法院就案件事实认定、法律适用等问题反复磋商，共同分析行政争议症结所在，并多次与人社局沟通协调，通报调查取证结果及听证意见，推动工伤认定程序依法有序推进。经过检察机关的精准监督与多方联动，案涉事实得以查清，真正的用工主体被依法确认，人社部门最终于2026年1月作出工伤认定决定，困扰侯某许久的行政争议得到圆满解决。

　　“工伤认定不仅关系到劳动者的切身利益，更关乎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。”承办检察官表示，本案依托“3+N”行政争议预防与化解机制，即通过强化行政调解、行政裁决、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等途径的有机衔接，推动司法审判、检察监督各环节标准协同、衔接顺畅，有效激活了跨部门协同治理效能，实现了工伤认定争议从“事后被动处置”向“事前源头预防、事中多元疏导”转变，为工伤认定类行政争议化解探索出务实可行的新路径、新解法，更以机制化建设提升了行政争议化解的质效。